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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限制使用和价值平衡
  李长坤 周欣 2008-08-27 16:29:47 来源:

【案例要旨】


    在审理故意杀人罪等重罪案件中,要严格掌握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与尺度,避免外界产生“以钱买命”、由被害方决定被告人生死等解读,实现报应正义与复合正义的相对平衡。本案中,被告人林云洞犯故意杀人罪,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在林云洞家

属愿意代为赔偿、被害方愿意接受赔偿并请求法院不对林云洞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下,法院并未采纳当事双方的意见,不同意引入刑事和解对林云洞酌情从轻处罚。期冀本案的审判对类似案件处理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案情简介】


    2005年10月16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林云洞因其与女友无故遭人殴打,遂为报复而纠集被告人付陈财、阮圣斌、阮传芳、张学良、陈斌斌、林德龙等六人携带砍刀等凶器至本 市松江区泗泾镇江川路、沪松公路路口附近寻找对方。后林云洞将正在此处的被害人黄启胜、黄龙彬等人误认为先前欧打其的人,遂指使并伙同其余六名被告人持刀对黄启胜、黄龙彬等人相继追砍,致使被害人黄启胜和黄龙彬均因被刀砍致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而死亡。


    公诉机关认为,林云洞等七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故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两名被害人的家属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另查明:庭审后,被告人林云洞的家属因觉得林云洞罪行极其严重,难逃一死,故自行与被害方进行联系,称愿出资人民币30万元,要求被害一方能以此请求法院对林云洞酌情从轻处罚,不判处极刑。被害方向法庭表示,若林云洞家属确能按此数额赔偿,他们愿意接受并请求法院不对林云洞判处极刑。对此,本院认为,因林云洞系本案纠集者与主要实施者,且造成两人死亡的严重后果,罪行极其严重,故即便林云洞家属愿意代为赔偿,亦不足以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故未采纳当事双方的意见。


【审判结论】


    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林云洞为图报复纠集并伙同被告人付陈财、阮圣斌、阮传芳、张学良、陈斌斌、林德龙共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两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林云洞在共同犯罪中起纠集作用,并先后实施了指认被害人、率先砍击被害人黄启胜、参与追砍被害人黄龙彬并补砍黄龙彬等行为,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理应对犯罪后果承担全部的刑事责任。林云洞的辩护人以林云洞犯罪事出有因为由,建议法庭对林酌情从轻处罚的理由尚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付陈财在共同犯罪中罪行亦极其严重,且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鉴于付系受人纠集实施犯罪,到案后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并已委托其家属向被害人家属作了一定经济赔偿等情形,本院对其酌情从轻处罚。鉴于阮圣斌、阮传芳、张学良、林德龙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并已委托各自的家属向被害人家属作了数额不等的经济赔偿,可分别酌情从轻处罚。又鉴于林德龙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依法应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故本院综合林德龙犯罪的各项情节,对其减轻处罚。据此,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林云洞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付陈财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阮圣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阮传芳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张学良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陈斌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林德龙有期徒刑七年。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林云洞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依法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林云洞死刑。


【评析意见】


    本案定性、事实方面争议不大,但对是否可以引入刑事和解存有争议。最终法院没有采纳当事双方刑事和解的意见,坚决判处被告人林云洞死刑立即执行[1]。司法实务中,类似的问题在故意杀人等重罪案件中并不少见,也引发了诸多非议,故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慎重考虑与理性选择:法院排除本案引入刑事和解的主要理由


    我们认为,法院对本案是否引入刑事和解所持的立场是非常正确的,法院的决定充分考虑到刑事和解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范围与尺度把握,避免了外界不应有的误读:


   (一)从犯罪起因看,虽然本案事出有因,但该起因难以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本案系因林云洞及其女友被他人殴打,林为报复而纠集其余被告人携凶器寻找对方,后将两名被害人误认为先前欧打其的人而予以残忍杀害。显然,本案并非是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所引发,或由于被害人的过错引起的犯罪,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流氓恶势力”的色彩。


   (二)从犯罪手段与犯罪后果上看,被告人林云洞罪行极其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主观恶性程度特别大。林云洞等人致两名被害人死亡,所持凶器均系从其暂住地取得。其中林云洞与另一名被告人阮圣斌持长约70厘米、宽约8厘米的关公刀,其余几名被告人使用的系长约50厘米的砍刀;林云洞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实施了指认两名被害人,率先砍击被害人黄启胜,与他人一起追砍被害人黄龙彬,准备离开时发现黄龙彬尚未倒地,又召集数名被告人回去补砍黄龙彬等积极的行为,犯意极其坚决;七名被告人的行为共同造成被害人黄启胜全身伤情三十余处、被害人黄龙彬全身伤情近六十处,两名被害人头部等处检见多处骨折与畸形。


   (三)从本案的社会影响来看,本案在当地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因案发地系本市松江区泗泾镇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外地人尤其是福建人之间为报复、寻仇、争地盘抑或一点小事情就持刀随意砍击他人的事经常发生,高峰时一天就有四、五起;有的被害人被砍后未报案,反过来持刀报复,故当地社会治安形势非常复杂。对此类案件的为首者予以严惩,亦有利于维护当地社会治安。


    二、适用范围与尺度把握:刑事和解引入重罪案件所应遵循的规则


    所谓刑事和解,一般是指在刑事犯罪发生后,在司法人员的主持或同意之下,被害方与被告方直接协商以达成谅解,协商结果影响到刑事处分措施的制度。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罪后情节,不仅从客观上对罪行所造成的损害有所弥补,而且主观上亦表明了加害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近年来,我国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刑事和解的意图和思路越发宽广,一些严重犯罪案件、甚至于少数死刑案件的处理也开始揉入和解因素,但在具体适用中不乏争议。[2]东莞中院在审判一起抢劫致人死亡案件中所引发“赔钱减刑”非议就是适例。[3]


    我们认为,由于重罪案件往往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其危害后果具有不可逆转性,对社会与国家安全秩序的侵害更为严重,社会各方的关注也比普通刑事案件要高。因此,死刑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需要更加严格地把握其适用范围与尺度,并遵循如下基本规则,以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重罪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区分案件的性质、类型及后果等因素。


    我们赞成和提倡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事和解,这样的刑事和解运用得当可以抚慰被害人,符合“和谐司法”理念;反之则可能出现与适用初衷相悖的结果。体现在重刑案件中,我们不能抹杀引入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也不能否认盲目引入可能导致“花钱买命”的可能性。因此,并非所有的重罪案件都可以引入刑事和解,如果被破坏的社会价值已经严重到无法弥补的程度,即使被告人做出赔偿,也无法成为从轻量刑的参考。


    对此,我们应针对重罪案件不同的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后果、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区别对待,以决定是否可以引入刑事和解,以对被告人判处适当刑罚。如同为故意杀人,现实中的情况却是千变万化,穷凶极恶连杀数人是故意杀人,盛怒之下杀人是故意杀人,“大义灭亲”是故意杀人,生母溺死久治不愈的婴儿也同样是故意杀人。一方面,对于罪行极其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重大故意杀人案件,对其不能实行和解判处死缓,要坚决适用死刑,维护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否则可能导致法律的不平等适用和社会的不安。另一方面,要注意贯彻“保留死刑、严格限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4]从林云洞故意杀人一案来看,被告人手段残忍,致两人死亡,社会影响极坏,且非民间矛盾引发或被害方有明显过错,显然属于不能引入刑事和解的重大故意杀人案件。


    当然,对于个别并非民间矛盾引发,被害方亦未有明显过错的“命案”,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情况,无需完全排除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之外,但是必须从严把握。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被告人具有刚满十八周岁,或者系残疾人等其他酌定从轻情节,再加上被告方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可对被告人酌情从轻不判处死刑,但为避免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在判决文书中应突出其他从轻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尽量淡化赔偿从轻的理由。二是共同犯罪案件中,两名被告人致一人死亡,根据当前“限制适用死刑”政策,一般只对一名被告人适用死刑。在两名被告人其他情节基本一致,难以决定对哪一名被告人适用死刑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名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则对其可能不适用死刑;三是被害方生活极端困难,亦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引入刑事和解明显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的。


   (二)重罪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应当适度考虑司法判决能否获得社会公众认同,判决结果不能背离当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刘家琛曾指出:“刑事和解既是一种制度构建和司法模式,更是一种司法理念,司法机关要注意到我国普通民众对该制度和理念的接受程度。”[5]因为重罪案件中的刑事和解牵涉到对被告人是否适用死刑,这一生与死的区别是其他普通刑事案件无法比拟的,因此社会公众对重罪案件中的刑事和解适用更为关注,也更容易引发公众非议。作为法官,其职业化特点决定了司法不能为民意所左右,但是法官的民主性要求又意味着不能对民心向背、社会舆论无动于衷,必须考虑司法判决的伦理性与社会公众对判决结果的认同度。[6]


    当前,杀人偿命与复仇的价值观念在我国公众中还存有很深的影响,人们关心的始终是犯罪者是否受到应有的惩处,至于诉讼中个人的伤痛则成为次级观察对象。如果说那些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的“命案”因达成和解而不适用死刑尚能为公众所接受的话,类似于本案的被告人林云洞穷凶极恶杀害两名被害人的行为如因刑事和解而不适用死刑,则已经大大超出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难以避免公众产生“以钱买命”、由被害方决定被告人生死的解读,刑事和解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将可能遭到极大质疑。因此,我们应当避免重罪案件中出现“被告人赔偿??死缓,不赔??死刑立即执行”的固定模式,以树立国民对法律平等性适用的信仰。


   (三)重罪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应在强调报应正义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报应正义价值与复合正义价值的相对平衡


    何谓“正义”?恰如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7]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往往存有不同的解释。必须承认,报复性司法在我国整个刑事司法制度中仍然有其相当的适用合理性并居于主流地位,公正的报复与道义报应仍然是国家和社会必须对犯罪做出的正义反应方式。[8]近年来,随着刑事司法中越来越重视受害方的权益保障,以恶治恶的报应主义开始向复合正义转变。与单纯的刑罚报应正义相比,复合正义通过补偿受害方因犯罪所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以恢复被害方原有的和谐和安全感。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是复合正义理念的重要体现,其实质是在保护被害方利益又不妨碍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让被告人得到酌情从轻的机会,从而达到一种综合利益的平衡。


    重罪案件中,如何平衡报应正义价值与复合正义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关系到重罪案件引入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与尺度把握。我们认为,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在重罪案件中我们更应强调报应正义,优先维护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特别是那些重大恶性案件,如灭门案、致多人死亡或者将被害人杀害后再进行碎尸、焚尸的案件,我们首先考虑的应当是通过对犯罪者的惩处来彰显社会正义,对被害方的救济只能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或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重罪案件,则需要我们走出报应刑罚的范围,避免因对犯罪者的惩罚而忽视对被害方的安抚和补偿,以实现报应正义价值与复合正义价值的相对平衡。


【附录】


编写人:李长坤 周欣,分别系刑二庭、刑一庭助理审判员


裁判文书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刑初字第111号


合议庭成员:张志杰张国新 周欣(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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