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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律师“无障碍”会见探源
  张倩 2011-02-12 15:41:42 来源:中国律师网
我来说两句

  

                                   


      1月22日,农历虎年最后一个工作周末。广东珠海,阴冷的冬日阴霾笼罩、寒气逼人。在当年特区设立后第一家评为星级的酒店--石景山酒店景湖阁的4号会议室内,却洋溢着盎然的春意和不时的欢声笑语。


  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专家、学者以及刑辩律师和媒体代表约数十人,齐聚此地参加由《民主与法制》社和美国律协共同举办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律师法实践问题研讨会”。与会人员都知晓,会址遴选在此绝非偶然,乃是因为作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捍卫刑辩律师执业权利的“发祥地”,珠海被各地的刑辩律师视为执业过程中“幸福指数”最高的“福祉”。


  律师:南北会见,遭遇冰雪两重天


  会议的起因源于北京刑案律师李肖霖去年在珠海的一次“无障碍会见”。


  去年8月13日,李肖霖律师接受了一个案件的委托。当事人是个外商,被侦查机关羁押在珠海。到珠海后,当地的一个律师来看李肖霖,他便顺便问起珠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在哪儿办公,自己准备第二天去递交律师所给侦查机关的函和申请会见的手续。


  那位律师告知:你根本不必到侦查机关去,如果你知道当事人被关押在哪个看守所的话,拿上《律师法》规定的“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直接到看守所,就能被直接安排会见。


  这么简单?李律师又问:那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派员在场这个规定又如何执行呢?那位律师答道:一般都不执行了;他们基本不派员在场,甚至不知道这些会见。


  李肖霖觉得这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侦查机关真的这样“大撒把”、对律师的会见不管不问了吗?要知道,全国都没有这样实行,几乎所有的侦查机关都以《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律师直接会见的相关规定,来阻扰新的《律师法》执行,仍然坚持按老规矩办(即律师提前多日申请会见,侦查部门审批后再安排;且会见时须有侦查人员在场。)


  他半信半疑地决定先试试;如果不行,再到侦查机关递交申请会见手续。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到了逮捕时发给家属通知书上的珠海第二看守所。在等候安排会见的时候,他向身边的当地律师“求证”自由会见实情,结果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一规定在这里实施两年左右了。


  在李律师递交会见手续后,值班人员审查完毕后告诉他,这起案件侦查机关留了话,要求律师会见时通知他们到场(该起案件是涉外案件);你要稍微等一等,他们正往这里赶。李律师一听,不禁百感交集:一方面,是因为会见被看守所批准了;另一方面,是侦查机关要依照律师的会见时间,派人前来配合会见。这与以往的律师会见相比,完全是“本末倒置”呀!


  办案人员赶到后,会见顺利开始。在李律师和被告人谈话时,办案人员只在旁边等着,既没监视,也不打扰。……


  这次在珠海的一次不期而遇的“无障碍会见”,让李律师看到了新《律师法》实施两年多来,一个困扰着全国各地律师的“会见难”题,在这里不仅不是问题,而且已经被静悄悄依法实施了两年之久。


回京后,他立即向媒体“报料”了自己在珠海的“会见亲历”。一个月后,《法制日报》派出记者,专程来到珠海做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该地对律师依法执业权利的维护,并非起始于《律师法》实施之日,而是在7、8年前就有了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为律师依法执业“保驾护航”之举。


  随后,他们以《珠海立法规定律师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非涉密案嫌疑人--探秘全国首个律师无障碍会见之地》为题,用整版篇幅以纪实调查的方式,对“珠海模式”进行了报道。


  10月17日,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尚权刑辩律师论坛”上,李肖霖兴奋地提出,珠海司法机关能够及时地跟进《律师法》的规定,让人看到了极大的希望!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各地说得很好,却不如这里做得好。因此他建议为珠海有关方面“请功”。


  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与会代表的质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冀祥德教授,是尚权刑辩律师论坛的发起人之一。他率先提出“请功”之说值得反思。


  冀祥德教授说,《律师法》公布了,珠海实施难道不应该吗?珠海做了应该做的就要请功?为珠海司法机关请功的想法,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悲哀?办案机关在侦查阶段不让律师会见,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冀祥德还说,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记者注:律师会见权是该公约规定的人权的一项),只是目前还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通过。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一个国际公约签署以后,应该在十年之内由签署国政府批准,否则应当视为无效重新签署。美国从签署这个国际公约到政府批准用了12年。从1998年到2010年是多少年?不知道会不会超过美国?


  冀祥德甚至认为,给了权利不让行使,还不如不给。他比喻道,“这等于给我们找了一个新娘,但不让我们入洞房”。依法反“被请功”,引人深思。


  其实,对珠海律师 “无障碍会见”质疑的,还不止是冀祥德一个人。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光中先生也说,不知道《法制日报》关于珠海律师“无障碍会见”的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全国的司法环境都能像珠海那样,就好了。


  当年与李肖霖一起代理刘晓庆案,且并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钱列阳律师,也对李肖霖的“会见经历”表示怀疑,他对李肖霖打趣道:“别哪一天我们到了珠海办案,发现并不是你说得那么回事!”


记者发现,人们之所以对珠海此举持怀疑态度,乃是因为困扰律师界多年的“会见难”问题,在全国各地,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张兴梅是北京的一名女律师,其亲历的一次刻骨铭心的“会见难”经历,让她有了投诉无门、无可奈何的感觉。


  张律师告诉记者,一次她接办了一起警方还在侦查的案件。她要求会见当事人,并把相关手续交给了侦查机关。办案人员没有把个人电话留给她,只说会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安排会见,到时会给她打电话。


  张律师等了48小时后没有得到答复,就按办案人员留的办公室电话打电话询问。结果,或是没人接,或是其他人接,说某某出去办案了,等他回来会跟你联系。


  这个案子,办案人员让张律师等了半个月。当事人家属催得不行,认为是律师不尽力;实在没辙,张律师只好打电话向纪检监察投诉。对方却说,这是办案人员的刑事侦查活动,他们没权力管,只能找承办人具体交涉。


  张律师只能每天不停地给办案警官打办公电话……后来,一位警官发了善心说:“我看你打了这么多次,干脆告诉你吧:那个警察每天要坐班车去看守所上班,八点半前后,他一般都会先到预审处,然后再出去办案。你要找他,干脆早一点在门口堵,这样才可能憋到他。”


  张律师按照这位“线人”提供的“内情”,第二天一大早去了预审处,果然看见了这个警官。警官倒“很客气”,说他这两天本来正要给张律师打电话安排会见呢。……


  北京律师许兰亭更称律师办案“三难”已升级成“十难”。他说,律师“会见难”、“调查难”、“取证难”,一般统称为“三难”。其实,刑辩律师在执业中,还面临“阅卷难”、“申请证人出庭难”、“申请取保候审难”、“无罪辩护难”、“二审开庭难”、“证明非法取证难”、“介入死刑复核难”共“十难”问题。


  而在这“十难”中,许兰亭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会见难”。他说,《律师法》实施两年多了,辩护律师按相关法律规定,持“三证”就直接会见到被告人的,在全国范围内很少。


  许兰亭还说,目前律师的会见难,还不限于侦查阶段;包括审判阶段的一审、二审也都存在。特别是越是有影响的大案、要案、专案,其会见难甚至一直到审判阶段都存在;而且不能单独会见。


  记者发现,耐人寻味的是,律师会见当事人难的现实“催生”了一个与会见相关的新职业--“会见中介”。一些人凭与看守所的“关系”,能带家属或律师会见当事人。当然,前提是要收取可观的“中介费”。


  北京的一位女律师说,在北京,如海淀看守所或朝阳看守所,走到门口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问“要不要律师会见?可马上会见!”你会看到有些人的脚下或自行车旁,立有一个牌子上写着“律师快速会见、立等可见、收费200元”。很多家属问她,你总说会见难,可看守所怎么那么多牌子上写“马上会见”?那些人是律师吗?女律师答,谁知道呢?


  记者调查得知,很多地方的看守所警察,以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会见的规定有冲突,《律师法》比《刑事诉讼法》位阶低为由,抵制和拒绝律师持“三证”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


而2008年6月1日起新《律师法》其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张兴梅律师说:《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是明确的,享有侦查权、审判权、检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但对律师在刑事诉讼里是什么地位则没有明确的规定。


  她强烈倡议,在法律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对司法部门侵犯律师执法权益,必须增加相应的救济规定。否则,类似律师“会见难”又无救济的情形,会让越来越多的律师放弃刑事业务。


  人大:计划外立法,不做“橡皮图章”


  调查显示,与深圳同为改革前沿的珠海, 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实实在在地保障律师无障碍会见;这一里程碑式的“法律进程”至今已悄然走过7年……只不过在《律师法》实施后,珠海更加强化了律师权利的保障而已。


  据珠海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珠海律师的“无障碍会见”权并非一帆风顺得来的。2002年代前后,由于国家立法司法整体水平的制约,当时有着近400名执业律的珠海,也同样面临着全国普遍存在的调整取证难、会见难、阅卷难等一些执业困难。


  于是,珠海市律协主管刑事业务的会长把执业律师面临的“会见难”等系列问题汇成资料,呈交给了有关司法部门;经过不断地奔跑、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和政法委及公安侦查部门等方面进行沟通,最后达成“维权”共识。


  2002年6月,珠海市的公检法司召开座谈会,针对刑辩律师提出的上述困难,以《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的形式,规定了一些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具体措施。但由于受内部文件性质及效力的制约,该《纪要》的执行情况不是很理想。


  5个月后,在珠海市人大对全市律师执业状况的考察中,律师界反映了上述“顽疾”导致的律师执业困境,并希望珠海市人大常委能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来切实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律协的倡议,引起了人大代表的共鸣。他们一致认为珠海有着优化律师执业环境的良好基础,并且作为经济特区,更有责任担当起国家“立法试验田”的重任。由此,代表们引出了一个“计划外”的立法项目。


  2002年11月底,由珠海较有影响的6名律师组成的起草小组,拿出了《珠海市律师服务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草案)的初稿;2003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提前介入对条例(条案)的审查;7月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对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而在此次研讨中,关于该《条例》的名称中,到底是使用“规范”还是使用“保障”一词,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代表提出应该用“规范”一词。因为“保障”性法规的制定,主要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或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而律师无论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都不能视为弱势群体;故应将其定义为“规范”性法规。


  而更多的意见则认为,律师是公民、法人的代理人,是私权的代表和行使者,是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他所面对的是强大的行政权、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等国家公权,其面临的调查取证难、会见难、阅卷难等诸多困难是现实存在的。从某种角度看,他们所代表的确实是“弱势人群”的权利,因此,采用“保障性”立法更符合其立法的本意。


  经过充分论证,大家认为立法的主要矛盾不在于“规范”而在于“保障”律师执业。从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上看,条例是保障性的权利本位立法,而非管理性的义务本位立法。最终大家统一了思想:地方立法贵在创新、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保障”二字才是条例之精髓、立法之本意所在。


  2003年8月,立法调研组先后赴北京、广州进行调研,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司法部、全国律协、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协、广东省人大法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法制办、省司法厅和省律协的意见。


  调研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一致认为:珠海市在全国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制定了律师执业保障这样一个地方性法规,对国家修订《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具有先行先试的探索意义;大家期望珠海能在地方立法权限内结合实际让条例尽快出台。


  2003年9月26日珠海市人大、11月27日广东省人大先后审议通过了《珠海市律师执业保障条例》,由此,我国第一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地方性法规诞生了。


  “长官”理念:诠释律师维权功能


  要提到今日之“珠海模式”,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珠海市政法委副书记雷广明。据悉,雷书记当年曾给国家政法部门的领导人担任过秘书,后从京城调往珠海任职。


  据悉,虽然珠海市人大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通过了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条款,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痼疾并未因此而“迎刃而解”。在《条例》通过一年半后,珠海市人大对该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跟踪检查,结果发现,律师“会见难”仍未有实质改观。


  珠海市人大内司工委主任陈汝华副向记者坦言:有人认为《条例》乃地方性法规,而本部门则有自己的部门规章,故应执行自己的部门规章。


  籍此,他们要么拒绝律师调查取证后依法的公章确认;要么就是“苛求”律师调查取证时要提供立案通知、领导批准以及司法局的公章确认等;更有甚者,看守所在律师会见场所全部安装了全封闭隔离系统,律师必须通过扬声器才能与犯罪嫌疑人交流,既给嫌犯在阅看询问笔录、证据时造成了不便,更违反了新《律师法》明确规定的“监看不监听”的原则。另外,任意扩大“国家安全和秘密”的范围,人为设置自由会见障碍的事例也时有发生。


  及至到了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实施之日,珠海市的三个看守所,仍然像全国各地的同行一样,对要求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一方面,要求其必须事先经过侦查部门的批准和安排;另一方面,又以“律师法实施后再不能经过侦查部门的批准或安排会见”为由不安排其会见;让刑事律师饱受侦查部门的“二元悖论”折磨。


  可以说,伴随着新《律师法》的出台,司法实践中的律师“会见难”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却越演越烈。


  珠海市公安局法制监管处处长肖永忠坦言,因为新《律师法》的有关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及国家六部委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珠海市公安局在执行之初,也和全国各地的公安同行一样,在认识上产生了差异;故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对律师自由的会见请求执行不一的情形。


  当很多人搬出《刑事诉讼法》的第96条(该法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部门批准),来对抗新《律师法》的第33条并因此施压时,2008年8月13日,雷广明副书记主持召开了珠海市公、检、法、司及律协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议。


  在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休时,,他明确提出了自己对律师职能的看法:“律师的执业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既是为了保障法律的实施,又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人权。”


  他还针对所谓“《刑诉法》位阶高于《律师法》”的“理论”发出了这样的诘问:“律师法也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也是法律,为什么不能执行?”


  雷书记的意见得到了珠海市委和市政法委领导的认同,并和人大代表的看法不谋而合。珠海人大认为: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构建司法公正的制度体系中,律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律师作用发挥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地方法制环境好坏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是在这次由珠海市政法委协调召开的会议上,律师“无障碍”会见的原则,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该《通知》明确提出: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受委托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经过批准,不需由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安排,不得限制次数,仅凭“三证”即可到看守所会见;同时,在律师会见过程中,办案单位、看守所及其它单位不得监听、录音,看守所内的律师会见场所设备应去掉监听功能……


  从某种角度说,律师会见的确是把“双人剑”,在他们自由行使会见权之际,公安机关的办案安全又如何保障呢?《会议纪要》催生了律师会见制度化。第一,建立了看守所的验证制度;第二,公安部门与珠海司法局及律协建立了“通报”制度,便于加强对律师的监管,防止律师违法行为。第三,建立了涉及国家机密案件的律师会见审批制度。


  从此,珠海市的律师在会见嫌犯或被告人时,就“享受”到了办案单位的“厚待”:仅凭“三证”即自由会见、涉密案件办案单位派员到场协助律师会见、一名律师即可会见、会见不限次数和时间、审判阶段会见不需出示起诉书或判决书、律师会见无监听、不录音……


  公安:心中没鬼不惧律师会见


  与会专家称:让律师自由会见也是倒逼侦查部门刑讯逼供、转变重口供轻证据为轻口供重证据办案观念的有效手段。


  据李肖霖律师向记者介绍,当初他在珠海第二看守所等待办案人员时,曾询问当地律师:这几年的自由会见期间,有没有出现律师违纪,帮嫌疑人违法传递口信、干扰侦查等等现象(据说这一直是侦查部门担心律师“便利”会见产生恶果的口实)?当地律师告知:至今没有听说过出什么问题。


  这位珠海律师的说法在办案部门得到了证实。


  据珠海市公安局法制监管处处长肖永忠介绍,自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施行以来,截至2010年底,珠海市公安局各看守所共办理律师会见业务27962人次。而与这近2万8千起会见相对应的是,期间并未发生律师大规模违规的问题,个别违规也属正常范围内。


  肖处长总结:“珠海7年来的实践证明,保护律师权益、解决会见难并非‘洪水猛兽’”。这个结论出自公安办案部门之口,其产生的“可信度”毋庸置疑。


  当年曾和李肖霖律师共同担任刘晓庆辩护律师的钱列阳感慨万千地说:“《律师法》之所以在一些地方贯彻不下去、某些部门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无非是侦查机关担心口供拿不下来、担心证据有灭失、担心同案犯脱逃等;一句话,认定律师会见会影响侦查机关办案。这实际上是《律师法》在全国难以贯彻的根本原因。


  但珠海的实践证明,律师串供或传递消息、提供伪证,当事人翻供及同案犯脱逃等一系列不利侦查机关办案的后果都未出现,这让我们看到了《律师法》真的是可以实施的,真的是不妨碍侦查的。这用实际行动在技术层面做了一个突破,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和典范。其实,这也是一个观念转变问题。”


  李肖霖律师更是从另一侧面来看待珠海公安的“敞开自由会见之门”的做法:“淡定、自信,这是我对珠海公安的认识!试想,如果珠海的侦查机关在办案中存在刑讯逼供,他们绝不会有勇气允许律师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这说明珠还的司法部门是依法办案,注重合法侦查和收集客观证据等;从而不担心律师和嫌疑人会见会说些什么!”


  据肖处长介绍,依照会议纪要精神,针对“会见难”这个检查重点,珠海公安局的几家看守所很快采取措施,在玻璃空上打了几排圆孔,这样会见时就不必采用扬声器,同时也有效避免了律师传递纸条、香烟、手机等违禁物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真正实现了律师“无障碍会见”。


  记者在珠海采访时获悉,近期,珠海市公安局又在与市律协接洽,双方将就侦查、审判阶段不同律师之间的衔接问题、律师年审期间证件样本等达成一致意见,并准备在第一、第二看守所的家属服务大厅合作设立律师协会咨询服务台,为在押人员家属无偿提供法律咨询。


  从打击犯罪到维权服务,珠海市公安的执法理念可以说是走在了前列。


  代表:莫让经济特区成律师法“特区”


  最高院一位与会的资深法官称:“珠海的做法不应只让珠海受益,而应该全面推开;‘珠海模式’的独特之处不在立法更在执行落实。律师的权利不能只写在纸上;如果我们的司法机关都能像珠海那样主动接受监督、如果我们的办案单位内心没鬼,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律师好好行使自己的权利呢?”


  河北宋振江律师的感受代表了与会刑辩律师的心声。他深情地说:“在律师执业这么一个寒冷的季节,我们来到珠海‘如沐春风’,感到阵阵扑面的暖意;大家等于到珠海这里‘取暖’来了。”他特别提到,“千万不要让经济特区珠海成为《律师法》的特区!”


  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贵方博士向记者坦言:原来连他自己都担心律师自由会见会出现违规违纪现象。现在他相信了,没有律师会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他希望珠海经验能昭示有关方面律师可以被信任。


  他说:“珠海经验的先进性、实用性很明显,而其完整性更独一无二:既有规范做法和操作细则,在实践中也落实的很好。更重要的是,它还制定了相应的救济条款:出了问题向谁汇报、向谁投诉等都有具体规定。从这点看,珠海摸板在全国具有借鉴意义。”


  主办方刘桂明说:“我们要推广珠海市的经验。珠海的确令我们非常向往和羡慕,而羡慕和向往的源头在哪里呢?我认为,珠海能有今天的结果,与珠海市党委政府的开明观念密切相关,更与珠海人大、政法委、法院、公安、检察院、司法局、律协等方方面面的‘协同作战’分不开。


  我国著名刑诉法专家、人大法学院的陈卫东教授,对珠海破解“会见难”的“四步曲”,做了总结性“解读”:


  他说,“珠海模式”的成功,其一,是立法机构、政法委、公安等各个部门共同“给力”的结果;特别是政法委雷书记的开明观念及亲自协调,为再次陷入僵局的律师“会见难”题找到了“解药”。其二,珠海人拥有着一种先进的司法理念。在用“规范”还是用“保障”的立法标题之争上,“保障”的最后胜出彰显了珠海人人权保障的信念。其三,特别要表扬的是珠海公安,正是他们对自己办案过程的严格执法,使得他们有自信接受律师的随时自由会见;常见的律师会见会给办案带来障碍的“托词”,在这里找不到市场。这也正从另一侧面昭示了珠海公安办案不单依口供为定案依据的先进理念;从而使他们不担心律师会见将给办案形成威胁和障碍。其四,珠海人大持之以恒进行的持续、有效、跟踪的监督检查,使得律师的自由会见没有止于立法,更能贯彻于执行落实。


  当然,这其中珠海律协作为“娘家人”自始至终对律师同仁的一以贯之的不懈支持,更是珠海模式能够善始更能善终的重要原因。


  记者从有关方面得知,律师执业中的“三难”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去年1月,公安部就收到了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关于征求对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的意见的函》,并就此司法部意见,提出修改意见。


  不久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


  可以这样理解:如何破解律师“会见难”等执业难题,已经列入高层关注日程。


  或许,珠海模式能给有关方面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模本”。 


 

 
  第一节 会见当事人的技巧  
  远程教育培训--律师会见2  
  关注新律师法:会见受阻律师起诉看守所  
  措施不细化律师会见权难落实  
  新律师法6月起施行 律师会见当事人将不被监听  
  北京六家单位出台措施 缓解律师“会见难”问题  
  张燕生:直面《律师法》——会见依然“难”  
  刘国航 :刑辩律师“自由会见权”终于回归  
  律师会见权被“架空”期待司法解释快出台  
  新律师法遭遇尴尬 律师持证会见仍遭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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